所以，对于张载研究来讲，应该不仅仅驻足于所谓体系的重构，还要不断创新研究范式。

他正是从这里引出了理为条理、文路子的意思，并推扩为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其与张子之言理一分殊者，岂可同日而语哉。

《老子》既讲了道的周遍和无所不在[5]，又讲了道的扑散则为器，已含有某种理一分殊的思想萌芽在内。摘要：理一分殊是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系统论述的程朱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至于五殊二实，五殊即五行，二殊即阴阳二气。故常以其不可行于世者为内直而与天为徒。亦如玉质本白，黛色本青，火性本热，水性本冷，不关习学，理分自然。

朱熹对程颐的思想固然有继承，但他对理一分殊的理论自觉却未必完全是来源于佛教。14、 《朱子语类》卷94，第2409页。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

由于封建既废，则君权与齐民相对待，其相互之间便不能不是钱穆所说的以一王孤立于上与众民散处于下相对待。积之既久，遂使人之初，性本善成为描述人性光明的通论和通识。所以，在中国文化以道、学、政序先后的理想和传统里，学之于政犹驾乎上之。在已经过去的历史里，给事中和御史同属为朝廷和人君纠错的言官，其来路和职守俱以夹辅补助，重规迭矩为源头。

在儒学的观念里，天道之化为人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实现的。戴季陶呼唤革命，一则说揭竿之陈涉不起，横秦之暴政不灭。

两头的区别在于前者使人畏惧力，后者使人向往善。然则后一段历史与前一段历史之间虽然相隔一千数百年，而个体与宗族的关系显然犹未大变。而后是刘邦周围有读书人，李世民周围有读书人，朱元璋周围有读书人，李自成周围也有读书人。两千年来读圣贤之书的士人以臣事君以忠为伦理，并在君臣伦理之下长久地维持了一种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前者指的是禅让以转移君权，后者指的是革命以转移君权。犯和谏都是对人主的逆向而行，则这种以忠君为臣道，而又以犯之谏之为臣道之大节的对立同一，正非常明白地说明：就天下的秩序而言，儒学深信社稷不可无君。以实际而论，民国初年犹在大独裁政治和小独裁政治之下，但共和之名既立，则两千年来曾经以格君心之非规范君权的人物、制度和圣人之权俱已日去日远。此后的一百年里，大部分中国人意中的儒学，已经越来越像是旧家子弟手中的账簿。

由此所导致的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不能充足。十九世纪来华通商的西人曾盛称华民之商德，尝谓在西国所契约而不可恃者，于吾民一诺而有余，期至负清，未尝稍后。

在儒学的理想里，治人同时又是教人。所谓一正君而国家定，实为不可磨灭之大原则。

刘矩作县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对于倾力以为仁为义提撕普天之下的儒学来说，这种判断不仅是其义理起端之所在，而且与其义理常在相互扶翼之中。这些史事以聚众自保、聚众迁移和聚众造反为实例，反照了个体之托命于宗族，也反照了宗族影响个体的同时，又常常在影响社会和政治。就比较完整的意义而言，正是有了这种人事和鬼神之间的此升彼降，才可能催生出自觉的人道意识和人文意识，从而才可能有后世儒学节节发煌的精神起点和思想起点。之后，两者都成了儒学的基本观念。因此由尧授舜，舜授禹立为榜样的禅让不能行世，则处大道既隐之日，被称作汤武革命的汤放桀，武王伐纣便成了天命转移和君权转移的范式。

因此柳诒徵后来作《中国文化史》，于此一节总括而谓之曰尚鬼，故信巫。因此儒学说革命和儒生入革命，本义都是在君权已经不能维持人间应有的秩序之后，不得不为人间重立一个能够维持应有秩序的君权。

由于师道归孔子，从而师道归儒学，因此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传承儒学的士大夫群体便成了与师道最近，并可以为师道所寄托的人。及深求其故，乃知在独裁政治之国，必有良君主，乃能有良政府，必有良政府，乃能有良政治。

又散所掠财物以振饥民。修身和克己都是了无穷期的漫长过程，而其间的努力皆旨在使身心与禽兽的距离日趋日远，以实现一己的人之所以为人。

前者昭示的是人各有等。或者是既对象化了，又碎片化了。他从事革命多年而耐不得革命之久候不至，心中的焦灼发为愤懑，而落脚处则仍然是在用历史比照当下和用历史召唤当下。因此其时革命论者与非革命论龂龂相争，而引为颠扑不破的犹是人所熟知的事和人所熟知的理。

然则就其本义而言，潘光旦所分立而标举之的师道，其实不仅存在于乡塾、书院、国子监的庠序之中，而且存在于绵长的循吏传统之中。他身经天崩地坼之变，对君权的黑暗一面言之既激且切，而引为理据的则犹是尧、舜、禹、汤、文、武，从而激切之源头犹在儒学。

在这种用伦常构筑起来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贯连里，作为自我的个体便一面要勤谨地承接父祖的精神生命，一面又要使之在子孙的精神生命中不绝地传衍下去。是以两千多年之间，每个个体的中国人都存在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里，并因之而成为真实的中国人和具体的中国人。

他由自己经历过的孤寒推比宗族的孤寒，于慎终追远和敬宗收族的体验更能切入一层，所以由其立为规则的悯老怜弱，济贫助学和矜恤嫠鳏能够非常典型地表现出宗族庇护弱者的一面，并长久地影响了后来，而使中国社会多了不少温情。又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谏之而不听，则易位。

正是有了人事和鬼神之间的此升彼降，才可能催生出自觉的人道意识和人文意识，从而才可能有后世儒学节节发煌的精神起点和思想起点。若其中的一部分能够一辈子收敛和约束，就外观而言，亦已迹近真君子了。然后总括而言之曰：好榜样的由来不出三条路，一是过去的贤人哲士，二是在权位而从政的人，三是人间之师道。董仲舒引申而言之曰：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

在这个范式的背后和深处，是出自儒学源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虽然魏晋以前已有君臣纲纪之说，但以顾炎武的读史所得作对照，显然是从宗法关系里派生出来的君臣一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保留着宗法关系中带来的人情和依连。

汉学时代并伪焉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在他的尺度里，这种先后之渊源同时又内含着本原和派生之不能一样。

《论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草上之风，必偃说教化，孟子更着意于用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